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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国务院助卿戴维·史迪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等人的表现最为“突出”。当然，作为美国政府高官，他们“揭丑”的方式并没有那么直白——而是通过抹黑中国，招致中国外交部反击——这种“迂回”的方式来实现的。从10月21日到10月23日，连续三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都对美方官员对中国发出的无理指责进行回击。

据克而瑞发布的《2018年度杭州房企TOP20》显示，滨江集团（002244.SZ）以293.82亿元销售额问鼎冠军，绿城中国以270.18亿元滑落至亚军，季军则由246.19亿元的万科摘得。绿地中国相关人员表示，出现上述情况，一方面受到限购、限售等政策影响较大；另一方面也与公司推迟部分项目的入市时间有关。负责人强调，“如果不推迟部分项目入市时间，绿城中国的销售目标可以完成”。

七、试点注册制下，交易所将承担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职责。请问相关发行上市审核制度安排，坚持了什么样的基本思路？答：试点注册制下，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的制度设计，既要坚持市场化取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又要坚持从资本市场实际出发，平稳起步，有序推进。总体思路如下。

第二，退市标准重点落实“从严性”。在科创板退市制度的设计中，充分借鉴已有的退市实践，重点从标准、程序和执行三方面进行了严格规范。一是标准更严。在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方面，吸收了最新退市制度改革成果，明确了信息披露重大违法和公共安全重大违法等重大违法类退市情形；在市场指标类退市方面，构建成交量、股票价格、股东人数和市值四类退市标准，指标体系更加丰富完整；在财务指标方面，在定性基础上作出定量规定，多维度刻画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主业“空心化”企业的基本特征，不再采用单一的连续亏损退市指标。其他合规指标方面，在保留现有未按期披露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审计报告等退市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信息披露或者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陷等合规性退市指标。二是程序更严。简化退市环节，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程序，对应当退市的企业直接终止上市，避免重大违法类、主业“空心化”的企业长期滞留市场，扰乱市场预期和定价机制。压缩退市时间，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的公司，第一年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第二年仍然触及将直接退市。不再设置专门的重新上市环节，已退市企业如果符合科创板上市条件的，可以按照股票发行上市注册程序和要求提出申请、接受审核，但因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不得提出新的发行上市申请，永久退出市场。三是执行更严。现行退市制度执行中的突出问题是，个别主业“空心化”企业，通过实施不具备商业实质的交易，粉饰财务数据，规避退市指标。为解决这一“老大难”问题，科创板退市制度特别规定，如果上市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与主营业务无关的贸易业务或者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关联交易收入，有证据表明公司已经明显丧失持续经营能力，将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启动退市。

综上所述，高流动性另类投资基金的快速增长让我们看到了产品创新积极的一面。回首过往10年的发展历程，该类产品还远未进入成熟的阶段。在可预见的未来，投资者仍然需要面对产品更替较快的局面，基金公司在提升业绩、降低费率的道路上仍不但探索，以此来证明产品在跨境投资者组合构建中的地位与价值。

第三，进一步发挥券商在发行承销中的作用。增强保荐机构的资本约束，强化其履职担责。为此，允许发行人保荐机构的相关子公司等主体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股票配售，并设置一定的限售期。引导主承销商培养长期客户，增强主承销商股票配售能力，促进一级市场投资者向更为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为此，要求路演推介时主承销商的证券分析师应出具投资价值研究报告，承销股票的证券公司应当向通过战略配售、网下配售获配股票的投资者收取经纪佣金，并为主承销商自主选择询价对象、培养长期优质客户留有制度空间。同时，为强化保荐机构对发行人股东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有效监管，要求股东将持有的首发前股份在发行人上市前，集中托管于保荐机构处。此外，允许科创板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促进科创板新股上市后股价稳定。